越南资讯:越南历史上认为南北各帝一方，越南人在本国称帝

　　越南历代自认为“中夏”，以大越皇帝为中心，建立了四夷臣服的朝贡体系，但北方的中国并不在越南的朝贡体系之中。“皇帝”拥有的政治内涵注定越南必然将与中国分庭抗礼，此时就需要确定自己拥有与中国同等的政治文化地位。

　　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5)李仁宗知晓“宋王安石秉政，上言以为我国为占城所破， 余众不满万人，可计取之。宋命沈起、刘彝知桂州，潜起蛮峒兵，缮舟船，习水战，禁 州县不与我国贸易”，遂先发制人，“命李常杰、宗亶领兵十余万击之”，李常杰攻 破钦州、廉州，屠邕州，掳掠而去。这是安南在自主建国之后，第一次主动迎战中国，具有重大的意义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记载:

　　时交趾所破城邑，即为露布揭之衢路，言所部之民亡叛入中国者，官吏容受 庇匿，我遣使诉于桂管，不报，又遣使泛海诉于广州，亦不报，故我帅兵追捕亡叛者。又言桂管点阅峒丁，明言欲见讨伐。又言中国作青苗、助役之法，穷困生民。 我今出兵欲相拯济。李焘将此事记在宋朝讨伐安南诏书之后，解释因安南露布言及青苗等法，故王安石亲自制诏以回击。南宋魏齐贤将此诏书名《敕榜交趾文》录入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》，署名王介甫。越南已故著名学者陈文玾教授从成书于陈朝的《越甸幽灵集》中找出一篇安南于此役的露布，认为是李常杰所作，名《伐宋露布文》:

　　天生蒸民，君德则睦;君民之道，务在养民。今闻宋主昏庸，不循圣范，听安石贪邪之计，作青苗助役之科，使百姓膏脂凃地，而资其肥己之谋。盖万民资赋于天，忽落那要离之毒，在上固宜可悯，从前切莫须言。本职奉国王命，指道北行，欲清妖孽之波涛，有分土无分民之意。要扫腥秽之污浊，歌尧天享舜日之佳期。我今出兵，固将拯济，檄文到日，用广闻知。切自思量，莫怀震怖。

　　与前文所录的李朝讨伐蛮夷诏书的高调相比较，露布文辞极为巧妙，征伐之由在 “宋主昏庸”，“安石贪邪”，荼毒百姓。至于安南为何能够征讨宋朝，李常杰指出 “有分土无分民”，“天生蒸民，君德则睦;君民之道，务在养民”，宋朝君臣不恤人 民，“作青苗助役之科，使百姓膏脂凃地，而资其肥己之谋”，故安南得以兴兵，李常 杰奉安南国王之命，扫清妖孽，再创尧天舜日。安南在这次的主动挑战中并未完全跨出 已定的宋朝皇帝-安南国王朝贡模式，虽然在露布中称宋神宗为“宋主”而非皇帝，仍 称己方为安南“国王”，而非“大越国皇帝”。在露布中，安南并未强调“中夏”大越 与“蛮夷”之宋，而是以圣贤之道为范，强调安南同样拥有“吊民伐罪”的权利，此足 以显示安南在面对宋朝时拥有几乎平等的文化自信。后黎朝太祖黎利建国，阮廌起草《平吴大诰》曰:

　　惟我大越之国，实为文献之邦，山川之封域即殊，南北之风俗亦异。粤赵丁李 陈之肇造我国，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，虽强弱时或不同，而豪杰世未尝乏。黎圣宗时吴士连修《大越史记全书》也秉承此意，《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序》曰:

　　大越居五岭之南，乃天限南北也。其始祖出于神农氏之后，乃天启真主也，所 以能与北朝各帝一方焉。《拟进大越史记全书表》又言:“粤肇南邦之继嗣，实与北朝而抗衡。统绪之传亿万年，与天罔极;英明之君六七作，于古有光。虽强弱时或不同，而豪杰世未尝乏。”后世发展出的“天限南北，各帝一方”的思想，即认为安南与中国具有相同的政治文化地位。基于这样的平等与自信，安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过程中更加灵活有效。

　　自丁至西山朝，“大越”国号传承八百余年，“大越皇帝”内行王化，外抚四夷，并以各种制度和理念相配合，建立了以“大越皇帝”为主体的国家政治和对外关系体系，并确立了与中国“各帝一方”的政治自信。安南在史书记载、自我文书中，则以 “中夏”自居，因此称宋为“宋人”，元为“元人”，明为“明人”，或称“明寇”，清为“清人”，统一称为“北人”或“北朝”，中国历史称“北史”。但越南历代同时又称中国为“上国”“天朝”，行交邻事大之礼。这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在越南官方文献中并行不悖，构成了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交往模式。

　　作者 ：叶少飞，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学院副教授，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所博士研究生，主要研究方向为越南史学思想与史学史。

　　原发表信息:《形象史学研究》2016年第一辑。越南历史研究第五十七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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